你好！黄土地

成功只会迟到，却从来不会缺席。

——题记

如果不是600年前大明王朝最高统治者的一道圣旨，相信很多河湟居民如今仍在江南水乡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而不会像现在这么艰难地在贫瘠的黄土地上寻找生计。据传说，明洪武年间，南京珠玑巷一介草民得罪马皇后，朱元璋一道圣旨将全巷人发配到了青海。

虽然传说并非历史，但历史总是和传说相行相伴。经专家考证，河湟地区多数汉族迁自南京是真实可信的。

还有一个也是真实并非常可信的，那就是河湟大地的贫瘠，这个根本用不着专家进行考证。

从历史的纬度看，“河湟少五谷”，说明此地农耕文化“欠发达”。事实确实如此，比如河湟核心区的海东市，总面积1.32万平方公里，却仅有300余万亩耕地，占比不到万分之二。

想要对此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可以打一次“飞的”。从位于海东辖区内的西宁曹家堡机场起飞，飞机舷窗外目之所及，几乎全都是荒山，湟水河流域被缩小成一条山间的飘带。而海东市最好的耕地，恰恰就在湟水河两岸的狭长地带！

如果再想加深一下印象，不妨沿着任何一条湟水河的支流进去，你就会知道什么叫“高天厚土”——沟壑纵横的黄土地上，只有洋芋、青稞、大豆、小麦、油菜坚韧地活着，它们“身材”矮小，“喝水”只能靠老天的恩赐。

离开山沟，就是那些层层叠叠地由雄浑的黄土堆起的绵绵大山，谁都不晓得它的尽头在哪里，只知道这些山上几乎寸草不生。

祖籍南京的他们，就顽强地生活在这样的黄土地上，世世代代被贫穷所困扰。不过，他们的子孙如今赶上了伟大的时代，因为生逢其时，扔掉了先祖们的自怨自艾，在新时代里用不屈和坚韧改变着这片黄土地，自强不息地改变着自己的命运，积极融入新农村的新征程。

“闯”与“创”的辩证法

2021年新春的脚步终于踏上青海省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台子乡下台二村的土地上。这是一片黄色的土地，这种颜色的土地还有一个代名词，那就是“贫瘠”。

“在大部分地方，这样的土地能解决人们的温饱已经不错了，为什么这里倒成了脱贫致富的标杆？难不成这儿的地里会长黄金？”疑惑的谜底很快揭开，蓝天白云下的一栋栋蔬菜大棚进入我们的视野。

大棚里并没有长出黄金。不过，那些憨头憨脑的蘑菇，肥硕健壮的茄子，呆萌可爱的黄瓜，却被靳永明称作“绿色黄金”。诚然，在难以自产自足的青海，这些蔬菜显得弥足珍贵，一栋大棚蔬菜一年上万元的收入，也超出了村民们的想象。

虽然台子乡1000多栋蔬菜大棚由政府投资建造，但里面每一棵蔬菜的茁壮成长，都和靳永明的“闯”与“创”相关联。

“那是2002年的事了。”靳永明自然不会忘记，那一年自己30岁，虽然到了而立之年，但脚下的这片贫瘠土地却一直没能让他“立”起来，外出谋生路似乎成了唯一的选择。春节过后离开家乡的那天，靳永明心里有些悲壮，他也不知道此去“闯荡”的结果如何。

在火车硬座车厢坐了一天一夜，靳永明终于抵达山东省那个叫“寿光”的城市。虽然之前对可能面临的困难有思想准备，但真正走在陌生的城市街头，靳永明还是第一次深感孤单无助。最主要的是，在这里找工作并非想象中那么容易，尤其是想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更是难上加难。几个月的时间里，他只能东奔西跑打零工，搬砖、装卸等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起早贪黑辛勤工作，挣来的钱却仅够维持基本生活。

转眼到了夏天，靳永明终于迎来了人生的转机。那一天，他和临时工友们为寿光蔬菜批发市场一家商户装卸蔬菜，上百吨货物装卸完毕，大家累得快要瘫了。当其他工友拿到工钱离开后，靳永明却拖着疲惫的身体将满地的菜叶子打扫干净。这家商户老板回来看到其他批发区一片狼藉，而自己门前干干净净，高兴地拍着靳永明的肩膀说：“小伙子，好样的，跟我干吧！”就这样，靳永明终于有了固定的工作。

寿光蔬菜批发市场是全国最大的蔬菜集散中心，这里每天都是车辆云集，人来人往。靳永明自然格外珍惜这次机会，从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因工作出色，老板将采购这项最重要的工作也交给了他。就这样，从蔬菜种植到采购再到流通，整个环节靳永明都了如指掌。

2008年，在互助县政府的支持下，台子乡建成了1000栋蔬菜大棚。听到这个消息后，靳永明立即返乡回村，当即承包了6栋大棚。“靳永明疯了，他在外面干得好好的，非要回来捯饬这一亩三分地！”当时村民们对蔬菜大棚不感兴趣，认为一没技术，二没本钱，干不出个啥名堂，只有傻子才去承包。

被村民视作“傻子”的靳永明最终让大家傻了眼：一年下来，他承包的6栋蔬菜大棚挣了8万多块！“在靳永明的带动和帮助下，村民们种植大棚蔬菜蔚然成风，现在很多乡亲都盖起了二层小洋楼，买上了小轿车。”下台二村曾经的贫困户刘应甲说，他除了种有一栋大棚蔬菜，还在靳永明的合作社里打工，一年的收入有两万多元。

官方的统计数据显示，靳永明在创业路上带动了周边560多户农户走上了种植蔬菜增收致富的小康路，他由此也获得了优秀新型职业农民、农村致富带头人、农民创业新型个人、优秀农民创业者、全国脱贫贡献奖等一连串的荣誉。

虽然紧邻黄河，化隆回族自治县群科镇滩北村却并未因此而变得“水灵”，甚至这里的黄土层更显厚重。

立春过后，黄河岸边的柳树开始苏醒，枝条上也就有了朦胧绿意。可是，滩北村的荒山上，此时仍然荒芜，在阳光的直射下，山头的反射光让人睁不开眼睛。在山坳里转了一个湾，一个有着白色外墙的建筑赫然出现，那就是马勇的养鸡场。

“70后”马勇身世坎坷，初中时父亲不幸去世，让本就捉襟见肘的家庭更是雪上加霜。作为家中唯一的男孩，那一刻他瞬间成长为一个男子汉，毅然走出大山前往广州“闯荡”，靠一碗拉面站稳了脚跟。经过十几年的打拼，他在天津、北京等地开了30多家拉面店，掘得了人生第一桶金。就这么小富即安？还是为家乡整体脱贫做点实事？他选择了后者，回乡二次创业，2015年开办起现代化养鸡场，到现在已经投资了近亿元。

“亏损了算我的，挣钱了大家分红。”面对化隆县50万只蛋肉鸡养殖省级扶贫产业试验示范园建设项目落地，马勇作出如此承诺。

50万只蛋肉鸡养殖资金来自东西部扶贫协作资金，项目收益分红以投入扶贫资金总量的6%提取，且逐年按0.3%增加。资金使用期限为三年，统筹安排用于扩大产业园辐射相关村的互助社资金，提取后产业园按分红目标任务，将分红资金每年年终一次性兑现给建档立卡贫困户，仅2019年马勇就为周边12村89户建档立卡贫困户分红20.4万元。

说白了，这就是占用养鸡场的资源，为贫困群众“代养”鸡，并且还得承担可能亏损的风险。马勇当然能够算清这笔账，可他就乐意这样做，“回家乡创业的目的，不就是想让乡亲们一起致富吗？”

其实，自2015年养鸡场建成后，马勇一直在做一桩赔本的“买卖”。

有谁知道一只蛋鸡一生能在养鸡场里下多少蛋吗？没错，只有500枚左右。也就是说，母鸡在养鸡场里的产蛋期仅有500多天，随后就会随着产蛋率下降而光荣“退休”。马勇养鸡场里每批蛋鸡都有10多万只，而每批淘汰下来的蛋鸡，马勇都送给了当地困难群众去“发挥余热”。加上项目分红，马勇的养鸡场简直就成了贫困户的“提款机”。

在海东市，像靳永明、马勇这样从“闯天下”到回乡“二次创业”的人不可胜数，他们早年背井离乡，历经千辛万苦，成功实现了个人的“小富”，但他们最牵挂的还是家乡的黄土地，因为他们的根就在这里。他们从“闯”到“创”，走出了一条条充满辩证思维的“大富”之路！

“扶”与“富”的逻辑学

“扶上马，再送上一程。”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是一句非常时髦的话。也正因为这一个“扶”字，当时民营经济在中华大地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兴起。如今，同样是这个“扶”字，黄土地上的人富了，远离贫困的新农村也得以在新时代踏上了新征程。这是很多参与脱贫攻坚一线“战士”的逻辑学。

“李玉兰，女，1964年3月出生，1980年11月参加工作，1987年7月1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海东市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农牧局(现为民和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干部。2015年10月，经本人申请、单位推荐、组织审核，被选派到民和县隆治乡桥头村任第一书记。”这份简历非常简单，但信息量很大，我们对其中的两点非常感兴趣：一是当时选派下乡时李玉兰已经51岁，她为什么这样选择？二是下乡是她“本人申请”，又是什么动力促使她这样做？

2021年春节前夕，当我们前往民和寻找答案时，又徒增了更多疑问：大年三十，李玉兰竟到村里慰问脱贫户去了！要知道，此时她已经退休近4年时间！为什么？无数个问号就此出现在我们的脑海里。

获得过全国脱贫攻坚奖的李玉兰显然是当地脱贫攻坚战线上的“名人”，民和县委宣传部的同行告诉我们，她退休后依然坚守岗位。“这叫退休不退岗！她就是一位送不走的书记大姐。”隆治乡桥头村的一位村民给我们回忆了这么一件事：2018年春节，村里演社火时，刻意把李玉兰安排在主席台的正中央，并且按照当地风俗，专门买了一块红布披在她的肩上，还专门为她编了一段花儿唱词。“那时知道她快退休了，乡亲们想以这种方式送送她，我们舍不得她走啊。”

2018年春节发生的这件事和2015年10月李玉兰刚来村里时发生的事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那是2015年10月18日，李玉兰怀着激动的心情去乡政府报到，乡党委副书记带她去了村里。乡党委副书记在台上大讲，党员们台下小讲，会议室里一片嘈杂。这时，靠近主席台的一名老党员小声对旁边的人说：听说其他村派下来的书记都是领导，我们村怎么派的是个“小喽啰”？旁边一名党员接过话茬说：还是个女的，看起来年龄还不小，能办啥事！党员大会结束，大家都回家了，连当时的村党支部书记也悄悄溜走了，就这么把李玉兰“晾”在了会议室里。“那时乡亲们根本不信任我。”每想起那天的一幕，李玉兰就要为自己打一次气：一定要干出个模样来！

后来的事实证明，李玉兰没有让乡亲们失望，也没有辜负自己，她成了最受乡亲们欢迎的人。

让村民们对李玉兰刮目相看是她到桥头村不久。此时的桥头村已经进入秋季，漫山遍野的软儿梨挂满枝头，香气四溢。软儿梨是民和当地特色水果，在青海、甘肃一带颇有名声，是当地老百姓的“心头肉”。在一次“固定党日”活动中，村里的党员王小强突然向李玉兰发问：“李书记，咱们村的软儿梨种植规模比较大，但就是没法储存，你帮我们想办法修个冷藏库，怎么样？”闻听此话，其他党员纷纷附和。会后，李玉兰及时向乡党委汇报，同时将修建冷藏库的项目上报给了县农牧局，积极争取项目支持。在各级部门、领导的大力支持和协调下，一个月后，一个投资200万元、占地4亩的冷藏库破土动工。见识了李玉兰为民办事的“能量”，第二年全村新种植软儿梨300亩，每户贫困户种植2亩以上，有的甚至达到5亩，为脱贫致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桥头村之所以率先脱贫摘帽，和省、市、县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和鼎力支持相关，并非我一个人的功劳。”李玉兰坚定地认为，在脱贫攻坚战这个大舞台上，自己只是站在台上的人，真正的英雄其实都在幕后默默奉献。

这让她想到2016年4月发生的一件事：有一天李玉兰找到有一定积蓄的村民铁令梅，动员她注册成立种植专业合作社，集中流转撂荒土地，发展种植业。不想铁令梅却提出一个条件，那就是必须先通电、通水、通路。铁令梅的要求并不过分，提出这条件充分说明她的眼光不一般。李玉兰就此召开村“两委”会、群众代表大会征求意见，并拿出实施方案向乡党委作了汇报。很快，方案送到了县交通、水利、供电部门。第三天，县交通局局长焦兴龙就亲自带队来桥头村踏勘线路。一星期后，施工队进驻施工……

“你一个快退休的人，为什么要抢着打报告去下乡任第一书记？”临近采访结束，我们才有了提问这个问题的机会。

李玉兰回答说：“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来自我的家庭。一场医疗事故，使我原本健康的孩子变成了聋哑人，当时多方求医花光了家中所有的积蓄，还欠下了数十万元的债，我尝过贫困的滋味，所以我对贫困家庭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二是我的生活和工作经历。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对农村有一种无法割舍的情怀。考上大学后，学习的又是农业专业，毕业后一直在农牧口工作。可以说，对农村，我熟悉；对农业，我专业；对农民，我有感情。”

李玉兰的话让我们陷入沉思：是啊！她是一个对农村、对脚下这片黄土地充满感情的人，有千千万万个像她这样的帮扶者，怎可能扶不出国富民强呢？

“留”与“走”的哲学论

如果你和大山深处的农民大谈哲学，肯定会被贻笑大方。可是，当你真正走进他们的生活，你一定会发现，他们也有着自己纯朴的处世哲学。“水利万物而不争”，他们就如同这片黄土地上的涓涓细流，用汗水辛勤浇灌着心中的幸福之花，支撑起一个个温馨的“小家”。

临近春节，74岁的李寿英决定回“山上”去看看。和众多海东农民一样，他至今仍将村落称作“山上”。当然，每个人的“山上”各自不同，相同的一律都是那厚厚的黄土地。

冬天的田野寂静无声。看见李寿英，几只喜鹊“喳喳”叫着飞到了一棵高大的杨树上。田野的尽头就是乐都区马营乡墩湾村稀稀落落的民居，再远处，就是白崖岭模糊的身影。

虽然自家已经搬迁到了城里的七里店易地扶贫安置区，“山上”30多亩田地还是要种。“再怎么不好，一亩地一年2000斤洋芋还是有的。”李寿英对此颇为得意，去年他和老伴在“山上”住了几个月，丰收的洋芋多到原来的窑洞装不下，刚好同村一个小伙子在用挖掘机平整土地，免费给他挖了一个大大的窑洞，足足有7米高、4米宽、12米深，收购洋芋的小货车都能开得进去。

李寿英似乎一辈子都在和窑洞打交道，自打他23岁那年挖下第一个窑洞起，至今已经在“山上”挖了大大小小20个。用李寿英的话说，第一个窑洞是被“逼”出来的。当时他家里很穷，父亲在他3岁时去世，留下他及两个哥哥、三个姐姐、两个弟弟和母亲相依为命。好不容易都熬到成年，大哥结婚在家里隔出去一间房子，二哥结婚搭了一间厢房，等他结婚时只有改造厨房了。小小的厨房不够用，他就花了14天时间，在厨房靠山的一侧挖了一个窑洞。

这里需要着重交代一下，海东农村的窑洞不同于陕北窑洞。陕北窑洞的设计理念是“家在洞里”，海东农村的窑洞则是“洞在房里”。海东地处黄土高坡与青藏高原接壤处，浑厚的土山除了贫瘠，倒能给人们遮风挡雨。这里的农房多依土山而建。建房时在山的阳面纵向切出一个平面，在这个平面上开个大大的孔就是窑洞。然后以这个平面为后山墙，这样窑洞自然就在房子里了。

李寿英年轻时曾走出大山找出路，他的儿子李玉业也曾外出谋生，但最终他们全都选择“回归”。这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故土难离情愫。不光他们回到了“山上”，李玉业还留下了一个人，那就是老家在甘肃庆阳的王丽美，给他生了个大胖小子。

“第一次上山时心都提到了嗓子眼上，手紧紧抓着公交车座椅，吓得出了满身汗。”王丽美这样描述第一次回家看公婆时所走的山路。

“房子很破，主要是人好。”王丽美所说的“人好”是指这家人都肯吃苦，不愁今后的日子好不起来，由此下定了嫁到青海来的决心。王丽美心灵手巧，2019年准备从“山上”搬下来时，她绣了两幅精美的十字绣，一个上面绣的是“家和万事兴”，另一个上面绣的是“马到成功”，如今都端端正正地挂在新家的客厅里。在她看来，现在的生活就是成功的，她每天在小区摆个干果摊，丈夫在社区当保安，最主要的是儿子在家门口就有了学上。“再还有什么可愁的呢？未来的农村只会越来越好。”王丽美说着笑起来，露出了一颗可爱的小虎牙。

曾同样住在“山上”的李来福，如今和李寿英同在一个安置区。李来福的“山上”是乐都区芦花乡十字村。

今年55岁的李来福“走出去”的时间似乎更多一些、时空跨度更长一些，如果没有新冠肺炎疫情，他现在恐怕仍在四处打工。由此，李来福打工职场上的“段位”不低，已经熬到了“瓦工”级别，日薪也由最早的几块钱，到后来的上百元，涨至现在的两三百元。可是，这又能怎么样呢？凭一己之力根本不能改变根深蒂固的贫穷。

去年春节前，李来福最终下定决心搬下山来。“半个月都没有睡一个好觉，毕竟舍不得离开啊！”搬家的日子定在腊月二十八，天公不作美，这天忽然下起了鹅毛大雪，山路瞬间被积雪覆盖。“定了的事就办，不能等。”中午时分，李来福装了一手扶拖拉机的东西，冒雪开了几个小时，总算安全抵达40公里外的安置区。

李来福这么着急搬下来，不光是想着要在新房子里过年，而是盘算着过完年就外出务工挣钱，他这一出去再就不知什么时候能回来。然而，随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势的日益严峻，他外出务工的路被堵死了。

“等靠要不是个办法，既然出不去，就留下来做点啥。”位于一楼的新家给了李来福“灵感”。2020年春节过后，李来福给芦花乡时任乡长张经毅打了一个电话：“乡长，我这也出不去了，您看我在家开个铺子行不行？”张经毅回答得非常干脆：“这是好事啊，好好干！我们支持！”就这么，东拼西凑后，“来福商店”的招牌2020年3月1日挂了起来。

“开了快一年了，你看我们这生意还不错吧？”李来福的妻子鲁兰芬端来一盘油炸馍馍放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她身后的货架前，有不少人在挑选货物。我们特别注意了一下鲁兰芬的手，那是一双粗糙的手，每一根手指都是那么粗壮。鲁兰芬告诉我们，她干了几十年的农活，膝关节也落下了毛病，现在终于可以放下了。

在采访结束后回去的路上，我们一直在琢磨鲁兰芬所说的那句话：她放下什么了？又有什么让她放不下呢？

很显然，无数和鲁兰芬一样的人，他们终于放下了贫困，而他们放不下的，就是那新农村即将开启的新征程，因为他们不想成为新生活的缺席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