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化名人的光明故事】陈翔鹤：为“文学遗产”默默躬耕

开栏的话

6月16日——光明日报的第76个生日，马上就要来了！

76载筚路蓝缕，茫茫皓宇群星璀璨！

瞧，范文澜、金岳霖、翦伯赞、沈志远、钟敬文、白寿彝、费孝通……一位位学界泰斗、文坛巨匠，以专刊主持、执行编辑等身份与报人们并肩前行，为这张报纸擦亮了思想文化的底色、砥砺了笃学求真的风骨，在中华文明演进史上刻下了“大先生”的尊号。

76载同心同行，文化苑囿百花争艳！

瞧，郭沫若、梅兰芳、茅盾、老舍、巴金、吕叔湘、钱学森……光明日报长长的作者名录上，一位位文化名人、科学名家，秉如椽之笔，蘸心血之墨，在这方“知识分子精神家园”传递睿智哲思、激荡时代风云，让“真理的味道”在时光深处铸成永恒。

76载凝神回望，我们不仅得窥名家大家的卓然风采，更能感受一种生生不息的文明脉动；不仅从中打捞历史的吉光片羽，更深深体会一张报纸“与真理同行，与时代同步”的使命与荣光。

76载稼穑耕耘，从“铅与火”构筑的方寸空间，到“光与电”促成的激光照排，再到报网端微矩阵化呈现，蝶变的是传播载体与前沿科技的日新月异，不变的是这张报纸为作者、读者服务的使命初心。

还有一点始终没变——“开门办报”的传统。无数新老学人与这张报纸心血交织，一张张泛黄的手稿、一帧帧珍贵的影像、一次次促膝的倾谈……见证着编读之间的如切如磋，记录着报人与学人的携手并肩。

思想的回响穿越时空，珍贵的记忆历久弥新。在光明日报即将迎来76岁生日之际，我们开设《这些文化名人的“光明故事”》专栏，重温时光深处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历经岁月长河荡涤却永远不朽的篇章，不仅是与您一起透过沧桑巨变中的珍贵片段，在墨韵书香里感受精神力量，更为了传接薪火、承续责任……

76载的岁月，花开了花谢了，一代一代的“光明人”一步一个脚印锻造着这样的信念：

追寻光明的步履，永不停息；端持真理的操守，始终不渝；沁满书香的文字，孜孜以求；写进历史的新闻，千秋不朽！

“当年以陈翔鹤为主编的《光明日报》专刊《文学遗产》，是我们这一辈学人成长的摇篮，是教育我们学会做人做事的没有围墙的大学。”中山大学教授黄天骥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回忆。

陈翔鹤，生于1901年，是我国著名作家，曾先后参与组织成立进步文学社团“浅草社”“沉钟社”。他古典文学造诣颇深，两篇作品被鲁迅先生选编进《中国新文学大系》。1938年，他冒着白色恐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号召文化界人士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新中国成立后辗转多地从事文教工作。

1954年，光明日报社根据郑振铎等学者的建议，决定开辟一块专门发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成果的专刊，并委托中国作协古典文学部负责编辑工作，由时任古典文学部副部长陈翔鹤担任主编。

同年3月1日，《文学遗产》正式创刊。陈翔鹤在《发刊词》中写道：“运用科学的观点与方法，也就是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对我们的文学遗产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同时也指出：“容许发表各种不同的意见，并不要求每一篇文章都成为最后的结论。我们希望有些重要的问题，能够在这个刊物上展开活泼的自由论辩。”

在《文学遗产》办刊十年间，陈翔鹤基本放下了手头的创作，全心全意打造这份专刊，使其成为古典文学领域的旗帜和标杆。

“平时，翔老也和我们一样天天来上班，从不迟到早退。他个子不高，走起路来揺摇摆摆，总是一袭布装，腋下夹着个蓝底花布包，里面包着文件资料或带回家看的稿子。就是这样一位慈祥、平易的长者，引领我走上编辑的道路，默默地影响着我的人生。”1956年刚刚从北大中文系毕业的卢兴基，正是在陈翔鹤的劝说下做起了《文学遗产》的编辑。

“早期的周刊，翔老是主心骨，从创建编辑部、建立通讯员制度，以至订定编辑方针、计划，都出于他的精心考虑。许多重要的事，他都要亲自过问。”卢兴基记得，光明日报社当时为陈翔鹤拨了一笔车马费，但他从未使用，“还有报社给每期《文学遗产》支付的编辑费。这笔小款项，翔老提议作编辑部购置图书之用，编辑部成员也允许按月报销五元的购书费。”

主编《文学遗产》时，陈翔鹤已年过半百，仍经常登门拜访作者，向他们诚恳征集改进刊物的意见。他还多次去大学生宿舍与青年作者交谈，指导他们研究、写作。“凡有一得之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文章，我们都要注意。”陈翔鹤常常叮嘱编辑们注意年轻人的来稿，鼓励、培养中青年学者。日后这一领域许多著名专家学者的第一篇论文，都是在《文学遗产》发表的。

1955年，正在读大三的黄天骥将一万四五千字的论文《陶渊明诗歌的人民性特征》寄给《文学遗产》。过了一个多月，他收到回信：“天骥同志：来稿字迹非常潦草，就像天书，排字工人一边排一边骂娘。以后读书写字，都要认真。”信后署名“编者”。

黄天骥为此颇感羞赧，谁料四五个月后，他竟意外地收到了样刊，惊喜之情无以言表。

直到毕业后黄天骥才晓得，那封信是陈翔鹤写给他的——其时他受聘为《文学遗产》的通讯员，第一次面晤陈先生。先生递给他一杯茶，打趣道：“好呀！写‘天书’的来了呀！”这让他一时间手足无措。陈先生却哈哈一笑，说：“你写来的通讯，我看了，写得认真，字也写得好多了！”

“一位著名的作家和学者，一位重要报刊的主编，百务烦冗，竟不惮劳烦，对一个陌生青年抄写的潦草得像‘鬼画符’般的长篇文稿，耐心阅读，这需要耗费多少时间和精力！而当发现文稿有一得之见，又悉心指导，注意栽培。遇上这样的老师，我真是幸运！”每念及此，黄天骥都感慨不已。

陈翔鹤的敬业敬人，使得许多作者把为《文学遗产》撰稿看成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他的努力下，全国古典文学研究及相关领域的著名学者几乎都被发动起来了。

十年间，《文学遗产》组织了一系列学术讨论，涉及古典文学研究的各个方面：如何辩证统一地批判和继承文学遗产？文学遗产是不是上层建筑？新的文学史如何编写……深入浅出的文章吸引了各行各业的读者，刊登《文学遗产》的《光明日报》周日版甚至在原有印数之外再行加印。鉴于这种情况，报社决定：破例允许读者单独订阅《文学遗产》专刊。

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逄先知回忆，毛主席“最喜欢读的是有关哲学、历史、中国古典文学的文章，所以对《光明日报》的《文学遗产》《哲学》《史学》等专栏（编者注：专刊）特别有兴趣”。以至于当1958年《文学遗产》等五种专刊因故停刊时，正在河南郑州开会的毛主席闻知此事立即托人转告，《光明日报》的副刊及《哲学》《文学遗产》等应继续办下去，不要停刊。《哲学》《文学遗产》等在宣告停刊一周后又得以复刊。

其后的岁月里，《文学遗产》虽几经周折，但仍然坚持办了下来，如今已有1200余期，成为展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成果、守护中华文明根脉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

回望这份专刊走过的长路，作为《文学遗产》的编辑后学，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陈翔鹤等学者的那份执着初心，那种学术坚守，那般厚谊深情……